消费者谭小姐将怀疑有问题的“畸红的鸭蛋”送到质监部门要求鉴定，结果被告知：检验费上百元。其实还不止100元，因为检验一种色素100元，“而一般要检验几种”。

　　检验一只价值不到1元钱的“问题鸭蛋”，成本却要上百元乃至数百元。即使“问题鸭蛋”最终被权威部门证明的确有问题，获得的赔偿也不过是鸭蛋价格的两倍，这显然是不划算的买卖。当然，碰到较真的人，也可能花这样一笔钱，来“讨一个说法”。但相信大多数的消费者，在如此之高的维权门槛面前，会理性地选择放弃维权，同时把“问题鸭蛋”当成垃圾扔掉。

　　维权高门槛，只能吓退消费者的维权热情。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如何，只要看看现今的维权成本，就可知一二。其实也不止是“问题鸭蛋”，消费者在其他“问题商品”上的维权遭遇也差不多。倘若维权门槛不降，而消费者又不甘心吃“哑巴亏”，恐怕就只能像王海那样，立志成为一名职业打假者，用专业手段和规模效应来对冲高得吓人的维权成本。所可虑者，消费者未必都能对职业打假情有独钟，或许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工作要做。

　　若说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、维权觉悟不高，在10年前或许大体如此；在今天若再持此论，则近于诬蔑。从一只“问题鸭蛋”的遭遇，即可知维权门槛之高，实乃抑制民众维权热情的要因之一。消费者懒得维权，从中得到好处的只能是无良经营者。而若碰到警惕性不高的消费者，则一个“问题鸭蛋”下肚，也未必就没有闹出人命一类大事的可能。

　　消费者既然要维权，总不免要付出一定成本（如时间、精力、交通费之类），但维权若成为一种奢侈品，显然不是倡导法治、力推法治进程中的正常现象。监管部门若能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检验检测服务，自然最好不过；如果还做不到，就应当考虑如何有效降低维权门槛。倘若变换一下思路，跳出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框框，在消费者维权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，变消费者为经营者来承担举证义务，则一可对经营者构成成本约束和诚信约束，二可助消费者跨越维权门槛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实现市场经济层面的法治与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