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媒体报道，广州现在只有不到两成的小区有自己的业主委员会，其余八成多的小区业委会诞生之日仍遥遥无期。究其原因，要么是开发商、物管公司设置障碍，造成业委会筹备组难以掌握业主资料、组织工作；要么是召开业主大会难，业主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成立业委会的冲动；以及现有法律法规中，业委会的规定不明确等等。可以想见，在这种条件下，即使是那些建立起了业委会的小区，业委会的作用也很难发挥。

　　业主委员会的遭遇可以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意义上的NGO在中国的命运。NGO是非政府、非赢利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简称。它来自于社会，目的也是直接为社会服务，特别是在政府缺位、企业无利可图的领域服务于社会大众。它并非追求对社会的支配地位，恰恰相反，NGO服务于社会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使社会组织起来，如拥有业委会的业主一样，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的权益。

　　在社会转型期中，随着原有的“政府办社会”“单位办社会”模式解体，社会对NGO的需要应运而生，但是，在现实中，NGO却发展缓慢，社会出现碎片化，整体缺乏使其重新凝结起来的必要权威。这是因为：一方面政府已经逐渐从社会的一些领域中退出，但另一方面，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被培养出来，由此在社会结构中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力和权威真空地带。但说是真空，其实总是有其他的权力去填补的———如发展商，如物业管理公司，如有关政府部门。反而是居民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组织性力量的有效支持和保护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一些小区居民的维权行为由于缺乏组织化的渠道，越来越多地演变成群体性的冲突事件。由于拆迁纠纷、反对摊派、执法失误等原因而导致的上访等情况越来越多。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求告无门的上访者竟采取跳楼、自焚、爆炸等极端方式来面对。这些悲剧的发生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没有NGO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代表，公民只能以个人面对企业等强势单位，谈判成本太高，可选择的途径也太少，要使问题得到解决，有时不得不使用极端手段。

　　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，要达到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良性互动，不但需要一个民主、法治的政府权威；也需要一个以NGO为单元的广泛的社会自治与合作网络。这将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起公民社会的分散性管理力量，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，以及化解无可避免的社会矛盾。